写2022年，做完T8联考语文试卷后的一个梦。

城乡对立中的身份矛盾：韩少功《归去来》精读

引言：碰撞与迷失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与融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主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但也带来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转型。通过叙述城乡文化的碰撞，作家们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迷失与认同重建。

“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熟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韩少功的小说《归去来》借助主人公黄治先的独白，抛出了一个既真实又迷离的“似曾相识”之谜。一个未曾到访的村寨，却在黄治先的内心深处唤起了潜藏的回忆与模糊的乡土感知，使得小说从一开始就笼罩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朦胧氛围之中。“我们真的回得去吗？”这个问题笼罩在每个漂泊游子的心中，也潜藏在中国当代的文学之中。而正是在这样一种“似梦似真”的情境下，韩少功在笔下展开了他的第一次“寻根”。小说在一种虚实交织的叙述中，展现了乡村对现代人而言逐渐成为“陌生的熟悉之地”的过程。村民们的热情接待、对黄治先身份的误认，以及他本人对于“马眼镜”身份的短暂接纳，构成了一种矛盾的归属感。在这种身份错位中，黄治先表面上接受了村民对他的热情，但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疏离。他看似融入乡村生活，实则被困于一种无形的心理隔阂，韩少功借助这种游离的叙事手法，使乡村成为现代都市人内心深处的一种隐秘的“桃花源”，却也是一种无法触及的“幻象之地”。

黄治先的隔阂：身份错位与心理疏离

黄治先的回乡旅程从一开始便注定了不是简单的“返乡”，而是一次文化身份的冲突与重新定位。从他被误认为“马眼镜”的一刻起，小说的叙述便展开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张力：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体现在物理空间的隔阂上，而且深深地镌刻在黄治先的心理体验与身份认知中。这种二元文化的碰撞让他陷入了不断的迷茫与反思，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一个身处城市却心系乡土的人，他究竟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归属？他在村民热情的接待中暂时性地享受了被接纳的温暖，却在实际上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小说中，村民亲切地称呼他“马同志”，并对他的来访感到“欢喜”，这一情景先见性地在村民的视角里把黄治先塑造为“归来者”，仿佛他们从未失去联系，由此，后续必定探讨黄治先视角下的乡村感受——他对此的回应却是冷淡与迟疑：

“这不是马……”
“马眼镜。”另⼀个提醒她。觉得这个名字好笑，她们都笑了。
“我不姓马，姓黄……”
“改姓了？”
“没改。”
“就是，还是爱逗个耍呵？从哪里来的？”
“当然是县城。”
……

一开始坚持“姓黄”，为何黄治先飞快地改口？寻其原因，离不开“这个名字好笑，她们都笑了”这句——村里人觉得“好笑”，并且“都笑”，“都”代表着乡里人拥有的关于“城里人”的共同的某种记忆，并且这种记忆并不是伤痛，所以才会“都笑”。但是黄治先的脑中，这种记忆却是缺失的——抑或是模糊的，个体被置于乡村群像的语境之中，力量对比是悬殊的；其次，“黄”是他的现有（城市）身份，而“马眼镜”却是纯粹的一个乡土身份，所以他尝试对身份做出纠正，但很快妥协于村民的误认，这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他在（对乡土的）归属感和（长期远离乡土的）疏离感之间存在必然的心理挣扎。借助身份错位的叙述，韩少功开门见山地揭示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文化隔阂，让黄治先在乡村中既被接纳又无法真正融入，接着又描写黄治先对村寨“似曾相识”的模糊记忆去进一步加深他在城乡之间的文化障壁。这种熟悉感表现在他对村庄细节的预判中，似乎每一处场景都曾在他脑海中重现，小说中提到“土路一段段被山水冲洗得很坏，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一束束筋骨”。黄治先将这种感觉称为“似曾相识”，他说，“这些居然很眼熟。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推测一下吧：踏上前面那石板路，绕过芭蕉林，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也许可以看见炮楼后面一棵老树，银杏或者是樟树，已经被雷劈死了。片刻之后，推测竟然被证实了，连那空空的树心，树洞前有两个小娃崽在烧草玩耍，似乎都依照我想象的蓝图而各就各位。”但他的思维却无法确认自己曾到过此地：“于是，凉气又从我的脚跟升上来，直上我的后颈。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没得过脑膜炎，没患过神经病，脑子还管用。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听朋友们谈过？或是在梦中……我慌慌地回忆着。”连续追问各种怪异的病症，说明黄治先明显意识到造就这种体验的不是生理原因而是心理原因、精神原因，那么什么是心理原因？他作为现代人，对乡村只有朦胧的记忆，从内在来说他是疏离的。这种似曾相识并非源于真实的记忆，而是乡村在都市人心中的文化投射，它既陌生又熟悉，使黄治先在乡村中找不到真实的归属感。这种疏离感接着体现在他对村民的生活方式的微妙排斥中，村民直接质询，“你娘子不是姓梁？”黄治先必然是局促不安的，他记忆里哪里来这样一个“梁妹”呢？这个形象与“马眼镜”同构，标志着黄治先与乡土的共同记忆处于相斥的状态，他的相处方式是被动的，被动意味着通过模糊与矛盾，黄治先的“自我”被迫与另一个不存在的“彼岸”身份对接，使他陷入“此在”与“彼岸”的纠缠之中：虽然他试图通过行动回归此在，通过感知当下的村落与人群重新确认自己，但村民不断地将他拉入一个虚构的过去，使他与现实的联系被切断，这种身份错位与“无家可归”的生存经验符合尼采对现代个体在形而上学困境中的批判，黄治先试图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寻找一种完整的“自我”边界，却始终无法定义自己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或界限的存在状态——黄治先的“自我”因虚构的“彼岸”叙事而失落。韩少功以此表现了都市人对乡村既怀旧又疏离的心理，乡村成为一种既真实又模糊的幻影。

那么，书写这种隔阂的目的是什么？身份、记忆与归属上的错位体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揭示城乡文化之间的巨大张力，借此探索个体心理的复杂影响。身份错位让黄治先在村寨中产生短暂的归属感，却因无法承载“马眼镜”的理想化形象而感到疏离，揭示了现代都市人内心对乡村既向往又陌生的情感矛盾，由此，黄治先回乡的经历触发了一场深刻的身份危机，其核心动因正是乡村记忆的逐渐淡化与消解。在回到故乡的过程中，他本希望寻找到一种熟悉的根基与归属，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刻改变，所谓“乡村”的模样与他想象中的影像其实并不一致，反而令他对此处生出一种陌生和疏离之感。这种记忆的淡化，模糊了他对乡土的认同，也动摇了他内心的文化根基。韩少功通过黄治先的回乡体验，揭示了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当代人对乡土的内在隔阂，同时表达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解的脆弱现实，所以黄治先在回归过程中感到记忆断裂，在熟悉而陌生的环境中产生失落与不安。让我们把目光倒回到开头：黄治先走在荒僻的山路上，看到“土路一段段被山水冲洗得很坏，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窝窝卵石”，这些景象既似曾相识、又显得陌生，只能令他困惑。这些意象暗示了现代化的冲击使得乡村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发生了剧变，也隐含着黄治先与乡土生活的那种抽象的情感纽带正在断裂。尽管他理想中的乡土是温暖的、充满人情味的，但此刻的乡村景象却充满了诡异和荒凉，这不是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的衰落么？当艾八提到“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时，这一突如其来的质问犹如一记重锤，击碎了表面上的和谐，暴露出隐藏在平静生活下的暴力与黑暗面，黄治先的否认和惊恐反应，究竟是对外界误解的抵抗，还是对自己未知过去的逃避？夜晚的到来，饭桌上的丰盛菜肴和热烈的气氛并没有缓解主人公内心的孤独感。相反，他在参与这场盛宴的过程中感到更加格格不入：牛肉和猪肉的大块堆砌，象征着传统习俗的力量，“大块”对于一个城里小伙子来说，视觉冲击力已经远超了味觉冲击力，明摆着与黄治先相矛盾，暗示现代社会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冲突。主人对待缺席者的尊重，对香米和鸦片的态度，关于阳矮子死亡原因的讨论，甚至触及了权力斗争和个人命运的主题：在这个封闭的小世界里，正义似乎总是迟到，甚至缺失，人们依靠迷信和传言来解释无法理解的事情，人们是愚昧的、可怕的、惊悚的，人们的“笑”带着“恶”，这种断裂让黄治先质疑自己的记忆，让他对文化根基而深切不安。

不妨看看韩少功的另一部作品《诱惑》中描绘的荒芜的乡村景象：

“这里无疑曾经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炊烟和鸡鸣狗吠 ，曾经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婆 ，在夕阳中等待儿子的归来。但眼下这里只剩下苦蕨，一种极低等极古老的植物……。”

主人公看到的“苦蕨”代表了乡土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逐渐消逝的痕迹。小说通过人物的冷静反思，使主人公意识到传统乡村文化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归去来》和《诱惑》中的主人公都在记忆与现实的对比中，逐渐意识到乡村的消退与衰败。韩少功借此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生活面貌的变迁，以及传统记忆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脆弱性。这种记忆的断裂让黄治先深切地感到自己在乡村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身份裂隙，同时表现了乡土文化在现代化面前的易逝。

于是，黄治先对故乡的理想化憧憬在回乡过程中逐渐消逝了，回到村落，黄治先看到的是破败不堪的房屋、艰难的生活以及莫名其妙的人际关系，原本美好的乡村幻想在现实面前被击碎得一败涂地。乡村现实的细致描绘，暗示了现代人对乡村的理想化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投射——黄治先意识到，自己心中“理想”的乡村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当他看到这种种疏离于想象之外的乡土场景之时，他也逐渐明白自己早已脱离了这一文化语境和社会关系。这种文化根基的割裂，给他带来深刻的认同危机，显示出韩少功对现代人对故乡疏离的细腻把握。这种理想化的消失则让黄治先在现实中更加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就是现代人在乡村与城市文化冲突中的困惑与无奈。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在《爸爸爸》中，云深不知处的村寨里，古老的生活方式仍在延续：“但人们还是有认祖归宗的强烈冲动。对祖先较为详细的解释，是古歌里唱的。 山里太阳落得早，夜晚长得无聊，大家就懒懒散散地串门，唱歌，摆古，说农事说匪患 ，打瞌睡 ，毫无目的也行。坐得最多的地方，当然是那些灶台和茶柜都被山猪油抹得清清亮亮的殷实人家……”丙崽习以为常。但是看到老后生仁宝挨打时，韩少功借仁宝的嘴说出现实：“后生们去问他，他总是否认，并且严肃地岔开话题 ：“这鬼地方，太保守了，太落后了，不是人活的地方……”而在天灾面前杀人祭祀这种极其血腥野蛮且迷信的陋习居然还保留着，而且“这些道理从来无人深究”，人们在现实面前迷茫了。后面，“寨子里已经减少很多⼈”，直至丙崽的母亲提着菜篮子出去再也没有回来，对祖辈生活的崇敬和认同在现实面前逐渐被消解，人们意识到祖辈的传统无法在现代生活中延续了，这种失望只能让人内心充满怀疑和动摇，最后，木屋被烧毁，人们醒悟了——自己居然住在这种小圈子里，实在是井底之蛙……韩少功借丙崽的经历揭示了现代人视角下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与失落，同时也展示了现代人无法回归传统中的“寻根”困境，只不过《爸爸爸》是解构，丙崽是愚昧且“蠢”的，这与黄治先形象相反却在主题上殊途同归——乡村生活的理想化最终在现实中崩塌，暴露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对乡土文化的矛盾态度。

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消散，不只是现代化的强冲击力带来的，也是乡土客观上的脆弱性所放任的。黄治先在与村民的交流中不止向内观察自己主观的心理历程，也同时向外发现乡土的许多传统的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在逐渐消失，乡村的集体文化正在被现代生活方式所侵蚀，以至于一点体育器材就足以让黄治先惊诧：“见屋角有半筐石灰，还有一个大圆盘，细看，发现是铁杠铃，锈得不成样子了——我感到惊异，这种罕见的体育用品，怎么会出现在深山里？怎么运到这里来的？大概不用问，也是我送给三阿公的。是么？我把它送给三阿公去打锄头或耙头，而他终究还是没有打。是么……”这些变化就从客观世界上击垮了黄治先心灵中对乡土世界的理想化建构，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乡土记忆在现代化背景下逐渐失落。村寨中的破败景象、村民对他的误认、陈旧的传统风俗共同显示出乡村文化根基的消散，就像《空城》中的乡村生活方式在现代化浪潮中的逐渐衰败：年轻人纷纷离乡，土地荒废，传统祭祀被忽视，村庄的集体观念和家族观念渐渐淡化，象征着现代化浪潮对乡土文化的吞噬。作品中的这种文化消散主题，与黄治先的回乡体验相呼应，尽管黄治先试图通过回归找到文化根基，但时代的洪流早已改变了乡土世界的一切，由此，小说就从主观上和客观上全面地把黄治先的身份模糊化了——这一塑造的表现就是黄治先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存在：“我望着这个蓝色的我，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这身体很陌生。这里没有服饰，没有外人，就没有掩盖和作态的对象，只有赤裸裸的自己。有手脚，可以干点什么；有肠胃，要吃点什么；生殖器呢，可以繁殖后代。由于很久以前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巧合，才有了一位祖先；这位祖先与另一位祖先的再巧合，才有了另一个受精卵子，才有了一个世世代代以后的我。我是无数偶然之后的一个受精卵子，来到世界干什么？可以干些什么？……我蠢头蠢脑地想得太多了。”蓝色何尝不是地球的颜色？他为什么在此刻从生物和宇宙的维度开始思考人类的起源？宇宙、地球、人类、祖先、生物学理论，一个个庞大的概念堆叠，但是小说绝没有十七年文学里所呈现的“宏伟”之感，反而极度转向角色的内心，正如郭小川《望星空》的前两节所蕴含的那样，《归去来》会去进行生活细节的刻画，尝试情感体验的深度挖掘，“发现她们都挂了耳环，才知道她们——是女人”等段落把女性形象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帮助个人内心世界的呈现，我们都能看到八十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风格迥异的地方，在这里“大”是被用来服务“小”的：宇宙、人类等意象并不会被当作向世界解放、国际革命等同样宏大的叙事上升的阶梯，而是变成个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自我的依靠——黄治先作为“人”的身份已经模糊化、陌生化了，这一瞬间，身体不再是感知主体的延续，而成为被观察的客体，他的身体成为自我认知的屏障，阻碍了经验自我与本体自我的统一，黄治先的身体是世界的部分，而非界限，因而无法通过观察身体达到对维特根斯坦式“哲学自我”的确认。这种身体与自我分离的状态也就是黄治先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对自身存在的不可知。当身处之地与自己主观客观感受全部相斥时，黄治先在此地作为人类的基础也在消散，所以他不能从现实里而只能从历史中、自然中寻找人类存在的答案——也就是询问自己的起源和后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心理中赖以建立幻想的乡土正逐渐消逝，传统文化根基早已不复。

于是，《归去来》只可能是阴性的，阴性在韩少功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对比，去展示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逐渐消亡，表达他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的深切忧虑。这种主题不仅在《归去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贯穿于韩少功其他作品中，表现作者对乡村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探索。

“归宿”何在：“无根”也是一种答案

黄治先想象中的归宿是抽象化的乡土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在小说中被打破了，他在其中迷失了，那他的真正归属在哪里？如何找寻这个答案？正如韩少功在其他作品如《山南水北》中描绘的乡村文化与城市生活的反差一样，《归去来》同样描绘了城乡文化的互补性，并通过黄治先的“心理回归”揭示出现代人内心的乡土依恋与身份困惑。小说结尾用梦境的形式重新点出他在熟悉又陌生的土路上行走时的矛盾心理，“进了县镇的旅社，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还在皱巴巴的山路上走着走着，土路被山水冲洗得像剜去了皮肉，留下一束束筋骨和一块块干枯了的内脏，来承受山民们的草鞋。这条路总也走不到头。我看着手腕上的日历表，已经走了一小时，一天，一个星期了……可脚下还是这条路。”这种乡村的“陌生性”进一步确立了黄治先的认识：记忆中的乡村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他对门槛磨损的观察，对牛房和老树的记忆验证，以及对村民生活细节的描写，均表现出感官经验的细腻性，但他的“本体自我”始终无法与经验层面达成统一，康德说过，“经验自我”无法有效区分不同的自我状态，而“本体自我”又因过于抽象而难以实证化，这种脱节接着体现在他对自我身份的持续追问中：“你叫我什么？“你不是黄治先吗？”“你是叫我黄治先吗？”“我不是叫你黄治先吗？”……这种疑问表层是对外界的确认，深层是对自身本体存在的怀疑，而如今的乡村也逐渐剥离了自己过去的印象，并且再也没法回归这种印象。这种陌生感与身份的错置在文章中是一步一步强化的，当他被村民误认为“马眼镜”时，黄治先并没有主动纠正，而是默许了这个身份，在这种错位中，他既在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归属感，又开始深觉自我身份的虚浮和无力，这也是黄治先对故乡的理想化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瓦解的开始，取而代之的是对城乡生活互补关系的认知——乡村不再仅仅是一个“精神归宿”，而是一个与城市互动互补、平衡彼此的存在。

唯一可以被认定的事实是，乡土记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逐渐成为一种心理上的需求，而非客观实际存在的“根基”。这种心理依赖同样在《空城》中有所体现，作品描述了村中年轻人离乡求生、传统祭祀被忽视、土地荒芜，乡村渐渐被现代化洪流所吞噬，留下的是一片物质存在却失去精神的“空城”，让读者感受到现代人对乡土心理上的回归需求——这种心理回归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对现代生活中逐渐丧失人际关系的反思。黄治先的经历让他在心理上逐渐模糊了城乡的边界，从而揭示出乡村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被边缘化和心理上依赖的现实。所以黄治先的回乡之旅是一场物理上的归返，也预示着他需求你一场心理与文化的自我重塑之旅。这种回归与疏离并存的状态，背后是黄治先从寻根到脱根，再到试图重塑自我的心理尝试，而这背后正是现代人在城乡文化对立之中的复杂身份认同危机——这种危机的普遍存在就说明着，这次尝试无疑是会失败的，客观上没有根基，那么即使如何找寻，也不会找到答案，这种理想的破灭让黄治先的身份从“回归”转向“疏离”，他在村寨的生活场景中一再体验到乡村生活的现实与自身的割裂。从清晰的“寻根”逐渐演变为“迷失”，从而进入一种复杂的心理认同重塑，韩少功通过黄治先的记忆断裂来展现乡村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昔日的故乡也在潜移默化中演变为一种“他者化”的存在。他的心理认同从而进入一种模糊的状态，记忆中的乡村逐渐脱离了真实的乡村，而变成了现代人文化记忆中一种遥远而不可及的“桃花源”。所以，小说运行到这一步，我们就只能看到：黄治先这种归宿未必是具体的地理场所，而是精神层面的悖论：他渴望融入，但却意识到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无法完全满足他对文化与身份的期待——黄治先的归宿是一个“在路上”的状态，所以他选择离开村寨，“离开”作为结局就是“在路上”，而且是带着一封信与复杂的情感离去，这一离去何尝不是一种对现实困境的无奈接受？“接受”现实就是归宿，这种归宿是脱离地理而单纯心理上的，黄治先要放下对过去的美好幻想，重新思考自己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真实位置，建立并接纳“文化漂泊”的意识，去意识到，自己如同在两者之间飘荡的“外来者”，无法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根基——自己是一个“迷子”。

什么是“迷子”？那就是根基流失时，无奈与焦虑的人们、走失的人们。他走失在了文化漂泊之中，不仅仅是黄治先个人的心理体验，更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身份认同危机。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和融合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冲突，使得他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挣扎不定。韩少功借助黄治先的经历，将乡村与城市的文化张力具体化为现代人对文化归属的迷茫和无力，黄治先在乡村与城市的文化张力中不断挣扎，最终选择“逃离”这一他本以为是归属的乡村，是他身份认同的彻底迷失所决定的，也是作品一开始所铺垫的。在村民眼中，黄治先是那个具有“天良”和正义感的“马眼镜”，然而他自己却逐渐在与村民的交谈与生活之中感到拥有这种身份的虚无和无力。这种归属感和疏离感的交织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我。他的意识流动中频繁出现的细节和记忆让他产生一种与自我脱节的感受，尤其是村寨环境与他记忆的契合度让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早已在乡村中“生活过”。尽管黄治先尝试融入村民的日常，但在一次次相遇中，他的归属感却逐渐消失，最终选择带着一封信悄然离去。这一离去既是对“马眼镜”这个乡村生活身份的逃避，也象征着他对乡村文化的隔膜和疏离。由于无法认同因而疏离，最后逃离，是异体面对他质文化环境的必然表现。这种“归去”与“逃离”的矛盾表现出现代人对传统归属感的深层次的怀疑。韩少功通过这种文化张力，让乡村成为黄治先心中一个无法触及的“他者”。从“回乡”到“疏离”，从“记忆中的乡村”到“现实中的他者化”，再到“文化漂泊”状态，黄治先的旅程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身份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根基已在现代化进程中消解，而他对乡村的理想化回归也终究在现实面前化为泡影。

“归乡”与“寻根”——韩少功本篇创作心理浅析

整个《归去来》所书写的是一个都市个体的“归乡”，但是我们讨论这篇小说的时候会说它是“寻根”文学的开端之一。那么，这两个相似的词语，该如何去辨析？“归乡”在表面上，当然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回归，是身体从城市空间向乡村空间的位移。黄治先踏上那通往乡村的路途，似乎是在追寻曾经的足迹，试图重新融入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归去来》中的“归乡”，与“寻根”文学的主题紧密相连，两者都在追求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归属感，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所言：“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因素，才能认清与充实自己。”什么是乡土的“异己”呢？那只能是城市、现代化的城市。正如《山南水北》中所展现的那样，韩少功本人也在不断探索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因为他本人就是知青岁月和城乡巨变的亲历者，“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归乡”是“寻根”的开端，“寻根”则是“归乡”所导向的必然心理追求，这个农耕民族的传统当然是蕴含在乡土之中的，所以要“寻根”就必须先要“归乡”。只不过，“乡”也正在变化罢了，所以韩少功自己所说，“寻根”并不是只是“寻”一种生活方式，而更是一种“生长”方式[ 这是韩少功在2024年11月28日，于浙江大学举办的“杭州会议”四十年纪念研讨会上说的，那时候我旁听，坐在他正后方。]，那么是什么的“生长”？想必不只是文学，也是社会和人的心灵，在巨变之中既要捕捉到乡土中蕴含的传统，也不可忽视乡土自身的成长，所以“寻根”绝不是静止的，而是时刻运动、向前发展的。

《归去来》诞生于八十年代，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经历深刻转型的时代，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与困惑成为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主题，而韩少功凭借其深厚的个人知青经历和对乡土文化的深情，将这些复杂的元素融入到了作品之中。这部小说不仅是韩少功文学创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他从现实主义向“寻根文学”的重要转变，体现了他对民族文化根源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个体身份认同与文化记忆重建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功开始关注民族文化的根源，试图通过文学探索个体身份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而《归去来》正是这种探索的具体表现。主人公黄治先（或“我”）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自我重构的历程，既是对现代性中身份认同复杂性的深刻揭示，也是韩少功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融合探索的反映。韩少功巧妙地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据他自己说，那时候他在武大学英文，所以这时期的创作深受西方文学的模式影响）将真实生活与幻想交织，创造出半真半幻的氛围，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展现了他对时间、历史和文化的深层关系的独特见解。这种写作方式让故事更加奇幻动人，还体现了作者对乡土文化的深刻关注和挖掘，反映了他作为知青下乡插队经历的影响。通过对乡土人文环境的描写，韩少功表达了对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探索，并呈现了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的挣扎，通过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等手法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富有诗意的氛围，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时间、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通过“归乡”，韩少功走在寻找一条能够支撑生存的、肯定意义上的道路上，因为作品创作可以发于怀疑，却不能止于怀疑，从怀疑走向肯定，寻根文学最终还是要实现精神家园的重建。因此，韩少功的“归乡”书写与“寻根”文学主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他对乡土的深情眷恋和对文化根源的不懈追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精神资源、思想启示。

总结：“矛盾”与“悲哀”：城乡精神冲突的“无解”之解

总之，黄治先在《归去来》中的回乡旅程将城乡文化的张力与个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交织在一起，揭示了当代人对文化归属的深层次思考。这种身份重塑与文化再想象的过程，让小说呈现出对现代人文化漂泊状态的深刻洞见，也使得黄治先的心理历程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符号，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复杂情感和对身份认同的迷茫与无奈。在回乡的过程中，黄治先试图找到一个文化的归属点，走过了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到城市的心理回归之路。这一过程是黄治先个人身份的反思和重建，也可以看做韩少功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对城乡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平衡探讨。可行性在哪里？乡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正逐渐成为一种心理上的“寄托”，而非实际存在的“根基”。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真的能够被完全切割吗？切割后人的心理创痛将如何归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乡文化的融合与共生，为现代人提供了新的认同路径，也是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必经之路。

黄治先所经历的“地域意识重构”，对故乡的迷茫与回忆的破碎正是城乡文化对立关系的典型体现。韩少功在作品中表现了现代人对乡村的复杂依恋，这种依恋并非单纯的乡愁，而是乡村记忆和现实冲突带来的身份焦虑，揭示出现代人试图在快速发展的都市生活中寻找稳定的文化根基，但结果往往是失望和无奈。如林斤澜在《汪曾祺全集》的出版序中所说，“也许“心平气和”是作家的难得的“气质”。但研究家却要面对绝不平和的现实。”韩少功的“归乡”是他心平气和地在书写绝不平和的现实，而我们需要透过作品看到这一绝不平和的现实。这种现实是“地域意识的重构”，是城乡边界的模糊，是现代人在精神上对乡土文化的依恋和心理重返的需要。《诱惑》和《爸爸爸》等作品中，这些人物的精神状态都传达了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焦虑，韩少功通过他们的经历描绘出一幅现代人面对乡村文化迷失的心理图景。《归去来》这个题目，来自于《归去来兮辞》，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弃官归田，作此篇。据《宋书·陶潜传》和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在其中抒写了归田的决心、归田时的愉快心情和归田后的乐趣，而在韩少功的预设之下，黄治先也许正是带着这种心境走进山路，但是，现实与预想是大相径庭的，现代早已不是东晋的形状，残破的山村也绝非桃花源的地址。作品中的人物在乡土中寻觅，却在真实体验中发现记忆的断裂，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根基正逐渐被现代文明冲刷殆尽。

最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归去来》不仅揭示了黄治先的个体困境，更通过他波澜起伏的回乡历程，展示了当代人对身份认同的集体矛盾。小说中黄治先的“回乡”不仅是一场情感体验，更是对现代化洪流下文化根基逐渐消散的悲哀。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融合，在黄治先的心路历程中得到了真实展现，并最终化为一场无解的精神冲突，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在历史与现实中同步溃败的时候，世上还有什么能认同他的呢？只有生育他的母亲能够包容。于是，结尾黄治先的旅程凝结为绝境之中生命对母性完全出于本能的呼唤：“我累了，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